我生活优雅，热爱卫生，于是我过敏了丨谷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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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京生活的第六年，一些奇怪的事开始发生在我身上，确切地说，是在我的鼻子里。
有时一点儿冷风、一点儿扬尘，或者毫无理由的，我的鼻子就开始发痒，然后是一个又一个喷嚏，最后一股透明的液体“嘭”一下涌出我的鼻子。一次回北京的飞机上，飞机正在降落，还盘旋在北京上空时，熟悉的“三部曲”就在我鼻子里奏响。它不分场合不分时机地突然出现，给我制造过各种尴尬现场，幸好现在出门得戴口罩，哪怕鼻涕横流，我也可以在人前平静地假装优雅，再偷偷擦掉。
起初我并不把这当回事，毕竟谁没流过鼻涕。我的策略是，忍忍就好。但很快我意识到我的鼻子出现了“巨变”：以前像是一杯水在我鼻子里倾倒了，现在我觉得我鼻子里的水龙头阀门直接失灵了，鼻涕一流起来200抽的抽纸都止不住。当我采取堵塞法——用纸巾堵住鼻孔，时间一长，我整颗脑袋就跟泡在鼻涕里一样，连眼睛都是肿的。有时鼻子擤太猛，开始流鼻血，躺下睡觉时，血顺着喉咙进入我的嘴巴，一觉醒来得先吐口血再说。
©视觉中国
事态直到2018年9月16日凌晨2点才引起我的高度重视——我被满腔的鼻涕憋醒了。我的睡眠质量向来极好，从来都是一觉睡到天亮，那晚我的鼻子完全被堵住，根本没法呼吸，几乎是自救式地把自己弄醒了。那时我才反应过来：我到底是生什么病了？
很快我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耳鼻喉科确诊了过敏性鼻炎。几天后过敏原检测结果出来了。报告显示，树类花粉、豚草、葎草、尘螨、屋尘、猫毛、狗上皮、蟑螂、霉菌、鸡蛋、花生、牛奶、黄豆、鱼虾蟹、牛羊肉等，我的指数都小于0.35（正常指标是0~0.7），独独有一项指标突破了两位数：艾蒿，10.8。我很庆幸自己抓住了凶手，后来还在显微镜底下亲眼见到了直径在20微米左右的艾蒿花粉，它被放大150倍，还被染成玫红色，镜头里它像一只静静蹲着的小青蛙。
显微镜下的艾蒿花粉 ©李婷婷
过敏之后，我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微小却不可逆转的变化，就像知道空气里有氧气一样，我感知到了肉眼看不见的花粉。有时一觉醒来，打开窗户，鼻子微微发痒，我就能断定：起风了。从封闭、有新风系统的公司打车回家，车窗摇下没多久，鼻涕就在我的口罩里漫出（欢迎来到过敏世界）。虽然只是对在7-10月才开花的蒿属植物过敏，春天时我的鼻子偶尔也会发痒。我对周围的环境有了一种敬畏心理，每天不仅要看天气预报，还会看北京气象局发布的花粉浓度预报，春季有柏树、杨树、榆树、白蜡、松树、桦木、胡桃的花粉，夏秋季有蒿属植物、葎草、藜科的花粉——我知道它们就像氧气一样围绕着我。
©视觉中国
那一年，我误打误撞加入一个叫“北京过敏鼻炎交流群”的微信群。和不过敏的人聊天，我很难抱怨过敏的痛苦，当得知我对蒿属花粉过敏，他们的第一反应是：那你能吃茼蒿吗？（它们压根不是一个属的。）而在这个只有60人的群里，我们知己知彼，虽然不确定每个人是否都做过过敏原检测，对什么过敏，但这个平时悄无声息的微信群，一到7月蒿属花粉开始散播时，总会有人突然冒出来问一句：有人过敏了吗？
群主叫吴鹏，他做了过敏原检测，过敏原就是蒿属花粉。不久前，吴鹏在长沙准备飞回北京，他在长沙不过敏，担心回来就中招，他在群里问：“现在情况怎么样的？”“不太美好。”“不吃药更完。”“说得我想把机票退了。”4个小时后，“我落地了，开始流泪。”
吴鹏是在2013年装修完新房之后开始过敏的——每个人过敏的契机各式各样，有人去读了个大学，回到家乡就过敏了，还有人生了个孩子，第二年也过敏了。最严重的时候，吴鹏连着好几天都被鼻涕憋到睡不着，只能坐着睡觉。他睡觉的方式是这样的：门窗紧闭，空气净化器对着他吹，再戴一个带小风扇的“高科技”口罩，坐着而不是躺着（好让鼻涕顺流而不是逆流），然后在一侧鼻子里塞一团纸巾，睡上个把小时，直到纸巾吸饱鼻涕，作用从一块海绵变成一个酒塞子，把吴鹏直接憋醒，他再换上一团新的、干爽的纸巾，继续睡会儿。
作为一个过敏了8年的老病号，吴鹏觉得自己已经度过了最绝望的时刻，实在被过敏缠得睡不着，就干脆不睡觉打游戏，“干嘛非逼着自己睡，这个心理状态是慢慢变得，OK，我就不睡了，我接受它。”
但从去年开始，吴鹏患上了哮喘，症状是一直咳嗽，医生告诉他，这是过敏性鼻炎引发的。这些年每到过敏季，他就休年假离开北京，有时效果好到一下飞机鼻子就通了。群里有不少人也这么做，像候鸟一样，过敏季就迁徙。唯独一位群友意志坚定地带着家人搬离了北京，理由是他太太也过敏，不确定是否有直接联系，她患上了抑郁症，每到过敏季，两人都睡不好，一言不合就打架，搬到南方之后，一切因蒿花粉的消失迎刃而解。
至于我，完全没有离开北京的打算，只好跟蒿花粉抗争到底了。
“说实话，你过敏的程度没有那么重。”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诊疗室里，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拿着我的过敏原检测报告对我说。
今年8月，我第一次挂上变态反应科的号——所谓过敏，就是免疫系统出现了特异反应，而变态反应科就是专门治疗过敏的科室。时隔三年，我又做了过敏原检测。在抽了3管血，以及一口气扎了22针做皮试之后，检测报告显示，我不仅对蒿属花粉过敏，还对春天才有的柏树花粉、白蜡花粉，以及猫毛轻微过敏（整个人都不好了）。医生宽慰我，这很常见，不同花粉之间很容易交叉反应。
协和医院排队看病的人 ©李婷婷
我已经过敏4年了，一到过敏季，每天都得吃药，我想知道有没有根治过敏的办法。但医生很快就结束了我的臆想，“这个是不太可能的。”虽然有脱敏治疗，但连医生都觉得“特别麻烦”，因为一周要打两针，至少要打三年，还不能保证终身脱敏。而我过敏程度又比较轻（过敏等级分6级，数字越大越严重，我是蒿类花粉3级过敏），医生说，“还是好好吃药吧。”
就这样，我拿着新的过敏原检测报告，稀里糊涂地离开了医院。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，虽然可以知道过敏原是什么，但是过敏的机制——为什么有的人过敏了有的人不过敏——医学上仍无法给出解释，更痛苦的是，一旦过敏了，就一辈子都过敏了。事实摆在面前，我不得不开导自己，转换思路，既然没办法摆脱过敏，那就回到我过敏的源头——蒿属花粉，也许我能摸清楚它的来源和动向。
在医院扎22针做皮试 ©李婷婷
我找到了给北京气象局提供花粉浓度预报数据、北京同仁医院鼻过敏科医生欧阳昱晖。她是一个看起来很温柔的女医生，我们在鼻过敏科仅有的不到10平米的公共休息间里交谈，这天是周六，我们的聊天总是被打断，一会儿是病人叫她，一会儿是护士喊她，她都耐心回应。
2008年从日本留学回来后，欧阳昱晖在门诊观察到，北京春秋花粉季的过敏患者越来越多，其中，蒿属花粉过敏患者占55.9%。“人过敏了，你能给它退回去吗？不能对吧。那么我就要想，他的过敏是来源于什么样的过敏原，提前防护是吧。”
第二年，欧阳昱晖申请了北京花粉浓度监测的课题。为了摸清花粉的种类，她跟着植物学家一块到北京西郊的山上采摘过植物，带一个塑料袋，一把剪刀，一个相机就出发了，第一趟没经验，她穿了裙子，回来扎了一腿的包。其实，蒿就是那种你一定见过但绝不会留下任何印象的绿色杂草——路边、绿化带的犄角旯旮处、长在屋顶的“墙头草”，以及爬山时不小心踩扁的植物，都可能有蒿。它的生命力之强，哪有点儿土就能在哪冒头。每年7-10月，蒿就开出密密小小的花，每一朵花至少藏了5000粒花粉，每粒花粉直径只有20微米左右，质量很轻，风一吹就四处飘散。
在15个花粉监测点中，有一个就设在昌平区气象局的气象观测场里。那是一片空旷、不起眼的草坪，一个1.8米高、有点简陋、像个落地灯似的花粉采集器就矗立其中。每天下午七点，6个气象员要轮流把涂了凡士林的载玻片放进“灯罩”，再取回前一天早上放了24小时的载玻片，上色后放显微镜底下开始数花粉——是的，就是肉眼一粒花粉一粒花粉一粒花粉地数。
一名气象员告诉我，她的本职工作是监测天气变化，视野是整个大气，但她毕业一进气象台，就需要学习怎么在显微镜底下观察直径几十微米的花粉。这事儿最痛苦的就是“费眼睛”。一个载玻片25×75毫米——比一根手指大一点儿，多的时候有几千粒花粉，盯着显微镜数上一两个小时，数懵了就得重数，等数完站起来头都是晕的。
每个月至少有450张粘了花粉的载玻片汇总到欧阳昱晖那儿，她再请几位植物学家帮忙做进一步的鉴别，“他们也（数花粉）数到很崩溃。”做了11年花粉监测，欧阳昱晖已经能把北京的花粉监测时间锁定在3-10月，监测点从只有昌平区扩大到6个区，就像天气预报一样，播报前一天的浓度，预测第二天的浓度。虽然该过敏还是会过敏，但欧阳昱晖说，“一些人看到这个花粉浓度高了，马上就来开药了，大家心里都有谱了。”
基本可以确定，北京的蒿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山上，风一吹，花粉就涌进城区。欧阳昱晖说，其实早在1960年代，蒿属花粉就已经被确认为北方地区最主要的花粉致敏原。2017年她在一篇论文里做了更细致的比较，以北京、包头、哈尔滨为例，代表华北、西北、东北，发现包头的蒿属花粉浓度是另两座城市的4倍，浓度最高的一天居然有12914粒/千平方毫米（超过800粒就是花粉浓度最高等级“极高”，超过一万可以说是爆表了）。
一位来自包头的鼻科医生后来跟我说，“这个蒿草啊，它的分子量很小，花粉很轻，你在北京就能保证你吸入的花粉不是我们内蒙的？你想沙尘暴都能过去（北京），何况是我们的花粉呢。”这个假定让我很震惊，但我只从一篇2017年发表在一本气象杂志的英文论文《北京蒿属花粉的传播途径和来源》（Transport pathway and source area for Artemisia pollen in Beijing, China）里找到相关信息，论文给出的结论是，北京市和河北省的西北部，以及内蒙古，是北京蒿属花粉的潜在源头。
我决定去包头看看。
九月出发去包头之前，我有过这样的担忧：我对蒿属花粉过敏，而包头的蒿花粉浓度比北京还要高，那我去了岂不是自投罗网，如果病情加重了怎么办？当我忐忑地抵达包头，住了好几天后才感觉到，我在包头并没有加重过敏，或许出于某种心理落差，似乎比在北京还呼吸顺畅。
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（简称“包医二附院”）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秦龙也是一名蒿属花粉过敏患者。但最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过敏。他40岁出头，是地地道道的包头人，“我本人将近有快30年的过敏病史。”他说，以前包头哪有什么过敏原检测，大家只知道，老流鼻涕就是过敏性鼻炎，上药店买点过敏药就行。而当时的过敏药一吃就犯困，有一回秦龙吃完药，去营业厅交电话费，回来怎么也想不起来，钱到底是交了还是没交。直到2018年，秦龙已经是一名耳鼻喉科医生，医院引进了过敏原检测设备，他亲自做了检测，这才知道，折磨了他快30年的过敏原是蒿属花粉，还是6级重度过敏。
秦龙是那种精力充沛、和病人相处起来就像朋友一样的医生。无论什么时间，在开车还是在接受采访，都会有病人给他打电话。他建了好几个患者群，群里每天都有各种问题，他几乎每条都会回复。一到雷雨天，他还发朋友圈提醒大家，赶紧关窗，不要出门——理论上雨可以冲掉花粉，但雷雨的雨点大，只能冲掉10%，剩下90%的花粉则会溶解破碎，从几十微米变成几微米，能轻易进入下气道引起急性哮喘。2016年10月的一天，墨尔本就发生了一次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雷暴哮喘，有8500人次哮喘发作，其中11人死于哮喘。
也是2018年，包医二附院从北京同仁医院引进了花粉监测技术，花粉采集器就放在他们医院九楼楼顶，几个医生轮流值班，但用来数花粉的显微镜是一个机龄50年、最大倍数只有150倍的老显微镜，相当费眼睛了。而且内蒙古多风沙，粘花粉的载玻片有时很脏，沙尘颗粒覆盖了花粉，难以辨认。秦龙说，“包头周边有好几个沙漠，南边有库布齐沙漠，北边有希拉穆仁草原，我们市里还有一个赛罕塔拉城中草原，这些地方的蒿都特别多。”
包医二附院的医生在数花粉 ©李婷婷
自从包医二附院开始在公众号上每日播报花粉浓度，有患者一进门就会对秦龙说，“大夫，你不用看，我对蒿过敏。”秦龙说，无论是患者还是当地政府，都开始重视蒿过敏，“从今年开始，市政府在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组织大家去拔蒿了，过去有句古话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”
我是头一回听说拔蒿——就是人工一棵蒿草一棵蒿草一棵蒿草地拔——听起来有点笨拙，毕竟蒿是杂草，哪哪都有。但拔蒿这事儿今年在包头市区已经执行了六轮。最后一轮在9月4日，地点是赛罕塔拉城中草原，参加拔蒿的人有200多，当地的一篇报道写道，“这个季节的蒿草已经具备了非同小可的韧劲，已非单纯人力可以拔除，因此本轮蒿草清除作业采用了高效的人机协作模式，负责扫边机（一种割草机）的作业人员为‘前锋’，负责手工拔除的人员后方作业（戴着口罩、手套全副武装），负责清理的人员紧随其后，及时将蒿草装袋外运处理，避免草籽洒落。一上午的时间，大家清除蒿草近10万平方米。”
赛汗塔拉城中草原被拔过的蒿草地 ©李婷婷
位于包头市区、有1万多亩的赛罕塔拉城中草原是这次拔蒿行动中“重点当中的重点”。那是一个免费的超大公园，大家常去散步、跑步、骑单车，而公园里就竖了一个牌子：“全民共同治理蒿草，共建清新健康环境”。我从南门进去时，发现沿路有的土地裸露了一小块，公园的园林科负责人——一位没有做过敏原检测、但自认对蒿属花粉过敏了10年的女士告诉我，那就是拔过蒿的痕迹，但明年蒿照样会长出来。如果不拔蒿，且不说游客，她“闻见那个味儿就呛得不行”（这浓度得多高才能闻到蒿的味儿，我就从来没闻到过）。公园其实从2018年就开始内部拔蒿了，因为超过60%的工作人员都过敏，“好几任大领导来之前人家没有过敏，但是到两三年全是带着鼻炎走了。”
在包医二附院，我见到一位参与过拔蒿、儿子是蒿属花粉过敏患者的张女士。当时她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组织要去山上拔蒿，出于对蒿草的痛恨，她立即响应，“我能拔点是点。”但蒿草的根在土里扎得深，就算戴着手套也不好拔，得用小铲子铲，“这一拔就抖得厉害，花粉撒得满地都是。”万万没想到，拔完蒿回来，张女士也过敏了，鼻子难受了两天，吃了儿子的药才好转（秦龙医生：这也是要量力而行啊）。
几番引荐之下，我辗转找到了拔蒿的组织者，包头市住建局的侯科长。他如实告诉我，拔蒿只是今年包头市政府“为群众办实事”活动中若干件事的其中一小件，“最近几年大家都知道蒿草挺烦人的，影响好多人健康。”虽然侯科长最初也有担忧，拔蒿要是破坏了生态怎么办，为此还咨询了园林专家（专家建议割拔结合，割的话能留下一小茬草，不至于秃了），但后来证明他多虑了，第一轮拔过蒿的地方，下一轮过去又长出新的蒿，“生命力太强了。”
即便蒿再难对付，侯科长觉得今年包头的拔蒿行动效果显著，他对比了今年8月和去年8月的花粉浓度，“月平均数对比一下，去年是310（粒），今年是193（粒），是不是很有说服力？”
其实，包头拔蒿只在市内的绿化带、公园进行，拔掉的蒿只是极少的一部分。包括包头在内的整个内蒙古，有“九大草原、五大沙漠、四大沙地”，它们才是热爱干旱的蒿属植物的天堂。而且在这里，蒿不再是边缘的杂草，而是当地的“治沙功臣”。
从1950年代起，包括内蒙古在内的西北地区就开启了防沙治沙工程，后来范围扩大到华北、东北（统称三北地区）。我找到了一本2001年由国家林业局宣传部出版的《防沙治沙基本知识问答》，书里写道，在选择治沙植物时，灌木及半灌木的前两个选择，就是油蒿和籽蒿（蒿属植物的其中两种，俗称沙蒿）。它们适应沙地的能力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——籽蒿的种子遇水溶胀后，可以粘住沙粒，变成种子团，能抗风；油蒿的生命力更强，种子撒在沙地上，47小时就能发芽，62小时后发芽率达到了81%。
沙蒿 ©东方IC
虽然不知道防沙治沙工程中到底种了多少沙蒿，也不清楚三北地区到底有多少蒿属花粉过敏患者，但这事早被讨论过。2017年，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》第13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，有记者提问，过敏性鼻炎高发是否和防沙工程中固沙植物沙蒿相关？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回答，“沙蒿是我国防沙治沙的先锋植物种，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沙区就开始大面积种植沙蒿，但那时候沙区群众的过敏性鼻炎状况并没有现在那么严重……近年来，虽然沙蒿过敏成为沙区个别地区的热议话题，众说纷纭，但截至目前，尚未有权威机构证明，沙蒿就是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病患者的真正过敏原。下一步，将与卫生等部门开展相关研究。”
后来，我认识了“三北地区过敏性鼻炎自救联盟”的组织者何彦兵。这位今年50岁、对蒿属花粉过敏了近30年的陕西大汉，因为年轻时总流鼻涕，经常被人嘲笑，“过了10年，嘲笑我的那批人也开始过敏了。”
和过敏打了这么多年交道，何彦兵吃过亏，他曾试过一种 “偏方”，虽然有用，但身体会浮肿、变胖。现在，他给自己打造了一个隔绝蒿花粉、铜墙铁壁般的“小南方”——无论在家里还是在他妻子开的150平米茶叶店，他都装了全封闭的新风系统，并在后者里安了一座假山，设计了一条循环水系，种了大量不开花的植物，让室内稳定在温度26-28度，湿度60%-70%，就像来到了湿润、干净、少有蒿属花粉的南方。
何彦兵设计的循环水系统 ©何彦兵
一旦非出门不可，何彦兵也尽量把这个时间控制在一两个小时左右，出门就带上“猪鼻子”（一种只罩住鼻子的“高科技”口罩），夏天也长裤长袖（不让蒿花粉有一丝触碰他的机会），随身备着过敏药和哮喘药（他已经哮喘了25年）。正是做到这般地步，何彦兵说他已经三年没吃过药了。
何彦兵身上有一种让人不知道该如何理解的执著。2011年，为了证实三北地区有很多蒿，并且真的致敏，在过敏季，他和朋友开着车，从陕西一路向北，抵达内蒙古最北的满洲里，再往东南开到山西——西北、东北、华北——他一路过敏，一路吃药，“基本是凭意志坚持下来的。”几年后他在过敏季又往南方开，“过了长江马上就没事了。”何彦兵说，“蒿在湿润的地方就活不了。”
但何彦兵的痛苦不只是因为他过敏的时间长，而是来自他的家乡，陕西省最北部的榆林市。当地做过一个小范围的调查，结果显示过敏性鼻炎患率21%，比北京高6%。如果稍作了解，就知道榆林可能是整个三北地区在防沙治沙工程中最受益的城市。历史上，榆林为风沙所迫，曾三次南迁，到1950年代，榆林的植被覆盖率只有1.8%。何彦兵说，在他学生时期，学校还会专门停课，让所有学生去植树。“在我小时候，榆林就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快被沙埋了的感觉，每年一到春天，至少有60到70天的风季，刮风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太阳，那样的土地要产粮食，根本不可能的事。”
直到2014年，榆林飞播造林且最终存活的面积有570万亩，相当于53万个足球场，植被覆盖率到了42%，粮食产粮全省第一，从“沙漠之城”彻底变成了“塞上江南”。
而根据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的说法，在飞播的植物里，沙蒿的种子占了五分之一，最终沙蒿存活了328.5万亩，占57%。
陕西榆林，过去这里是一片沙漠 ©视觉中国
现实就是如此矛盾，一定程度上，沙蒿改变了何彦兵的家乡，让他如今得以享受蓝天、绿水、以及这座全省GDP第二的城市带来的便利，但沙蒿却也成了他的过敏原。何彦兵无奈地说，“以前是向环境要生存，现在你得向环境要健康。”
去年，何彦兵作为榆林市政协委员，提交了《关于预防过敏性鼻炎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建议》，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终于给了他一个还算满意的答复：之后会逐步用樟子松等乔木树种替代沙蒿。
我在搜寻资料时发现，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曾在2018年去榆林考察，她在一篇论文里记录了对榆林的感受，“登台远望，昔日塞北荒漠，如今绿野如画，平静如湖，高楼栉比。站在镇北台，目所能及方圆50km，一片绿色！而过去这里全是沙漠。”
尹佳还给出了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，“（榆林）政府治沙所用植物皆为本土植物，与数百年来历史上原生植被的生态相近……虽然过敏原的暴露与特定过敏原的致敏之间有相关性，但不构成人群过敏性疾病增加的根本原因。既往流行病学调查表明，高收入地区及城市人群过敏性疾病患病率，整体高于欠发达地区及农村，过敏性疾病与生活方式关系密切。”
看来，我踏上的是一趟注定无法找到答案的旅程。
回到北京后，我从欧阳昱晖医生那儿得知，北京监测到的蒿花粉，主要是本地产的黄花蒿，和防沙治沙工程飞播的沙蒿并不一样（但作为一名蒿属花粉过敏患者，理论上我对所有种类的蒿都会过敏）。
虽然科学上仍无法确定，包头、榆林的蒿过敏患者和飞播的沙蒿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，但起码可以确定，我在北京患上的过敏，和防沙治沙关系不大——勉强也算是这趟旅程的一个收获吧。
还有一个无意中发生的变化：我开始对更广大的过敏世界有了探索的兴致。只要稍微了解就会知道，全世界都在过敏大流行，过敏已经成了影响全球22%人口的第六大慢性病。除了花粉过敏，还有尘螨过敏（我的母亲正是一位尘螨过敏患者）、食物过敏、药物过敏、金属过敏……各式各样。在日本，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对花粉过敏，其中有一半是对春季的柳杉花粉过敏。美国则是食物过敏最严重的国家，食物过敏率是6.3-8.6%，最骇人的一则消息是，一个11岁的美国女孩，1岁的时候被检查出对乳制品有严重过敏反应，家长小心呵护着她，直到她刷了一款含有牛奶蛋白质的牙膏，即使进行了最及时最到位的抢救，女孩依然在2019年去世了。
四月的北京柳絮漫天纷飞 ©人民视觉
全世界都无法准确判断，过敏到底是如何发生，最通行的解释是“卫生假说”——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，人们从小就很少接触传染源、共生微生物、寄生虫，从而抑制了免疫系统的正常发展，增加了罹患过敏性疾病的可能性。协和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2017年接受财新采访时也说，“现在的小孩一出生就开始打各种疫苗、用各种抗生素；他们从小就接触各种清洁剂比如香波、浴液这种化学合成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是不会用到的；然后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里各种人工合成的添加剂、防腐剂也很多。这种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就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环境因素，这也可能使得过敏的病人数量逐渐增高。”
一旦迈进过敏世界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世界的设计如此精密，某一处发生了微小的变化，另一端就可能产生风暴。今年，北京花粉浓度播报时间第一次从4月提前到了3月，就是因为北京春天花季变长了——这意味着过敏的时间也会变长。已经有研究表明，全球极端温度（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）的升高延长了季节性花粉的花期，而有研究做了预测，到2041年至2060年，欧洲人对豚草的致敏率将增加一倍以上，多达7700万人。
从包头回来之后，我依然正常生活，每天睡前吃两片过敏药，白天出门戴好口罩，流鼻涕的情况偶有发生，也不足以造成多大干扰。等10月过敏季一过，我的鼻子又将恢复通畅，神清气爽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是的，我过敏的症状比较轻，我可以假装生活一切正常，但我身体里的“风暴”，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吓我一跳。
作为一名30年的老病号，何彦兵给我提供了一条宝贵经验：要自律——说实话，听到这两字我就失去了耐心，当代生活自律谈何容易。他列举了好几点，每天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，出门一定戴口罩，勤洗衣物，保持家里干净，锻炼身体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吃刺激性的食物。在一个近500人的过敏鼻炎患者群里，何彦兵发了一段话，“再给大家强调一下，过敏性鼻炎不只是季节性的，一旦得了，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，自己是个病人，是一个慢性病人，是一个患了可以并发过敏性哮喘、肝肾病、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慢性基础病的病人。防九个月，护三个月……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，健康地生活。”
我问何彦兵，以后打算怎么生活？我想的是，也许他会再升级改造一下他的“小南方”。
但他告诉我，他已经50岁了，年纪越来越大，他担忧一些因过去不恰当治疗造成的隐患会一点点显现在身体上。尽管榆林声称要把现有的328.5万亩沙蒿地逐步替换成别的植物，但何彦兵说，这工程太过浩大，也许30年后，空气中的花粉量才能有所变化。为了晚年着想，他打算以后去真正的南方城市度过过敏季。
吴鹏也是这么做的，今年过敏季他就在长沙安稳地度过了。很快，过敏季又要过去了，我所在的几个过敏群又将恢复平静。而我，如果你还记得我最新一份过敏原检测报告，除了蒿属花粉，我还对春天的一些花粉，以及常年都有的猫毛轻微过敏——我家就有一只猫。当时，协和的医生就建议我，远离猫。这不太可能。在猫和过敏之间，我想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和平相处的办法。